【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滨】
1960年，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出版。这部四卷的史书中，最令我震撼的是一段卷头语：
1960第一版的英文版只有一卷，而1963年的中译本是四卷（如图）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等待英语世界中出现同样动魄惊心的语句，来描述第三帝国的东方盟友日本。这不仅是由于日本打响了二战第一枪（1931年9月18日），不仅是由于日军在其鼎盛时期占据的地表面积（包括水面）远超纳粹德国在欧洲和北非的版图；还因为日军除对其交战国军民进行残暴虐杀外，还大量使用欧战中未有动用的化学和细菌武器；到了1945年8月间，这个地处亚洲大陆边陲的岛国，居然与三个大陆国家（中美苏）同时处于交战状态，而其最后的无条件投降也离不开原子弹的投下。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释放的惊人和疯狂的战争潜力，令人震撼，更为恐怖。
展开剩余92%第三帝国与“荣誉白人”
然而，日本成为二战的元凶，与西方的姑息、赞许、利用乃至纵容密不可分。1868年日本“脱亚入欧”后非凡的现代化转型，尤其是日军的效率与纪律（日本陆军学习普鲁士，海军学习英国），深受西方钦佩，被视作非白人世界唯一成功实现现代化的范例，也迎合、满足了西方/白人中心主义的自迷自恋情结。
日本在甲午海战打败清帝国，西方对日本军事效能和战术的惊叹和赞许，远多于对贫弱中国的同情。日俄战争（1905）更是打破了西方固有的种族优越论，为日本赢得了“东方不列颠”（Britain of the East）的“美誉”（《纽约时报》1905年9月5日）。对俄国有敌意的英国和美国，更是把日本的胜利描述为一种进步叙事：一个“立宪”、“文明”的国家击败了一个“专制”、“落后”的帝国（俄国）。
在地缘政治层面，英国在战前就与日本结盟（1902-1923年）；美国则“黄雀在后”，在日俄两败俱伤后出面调停，日本得以殖民朝鲜50年；而美国则名利双收：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和小罗斯福总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06年）。作为“荣誉白人”的日本确信，武力是获得国际尊重的最有效途径。
然而，西方对日本崛起的赞誉和容忍是有条件的，即日本必须遵守西方主导的“规则”；一旦日本开始挑战西方秩序（如1915年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称赞就迅速转变为警惕和不安。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种族平等”原则，即东方的日本应享有与西方列强同等的国际地位，这使日本精英对“威尔逊主义”（主张民族自决与公正和平）的幻想彻底破灭，也为日后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借口——即日本必须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发布的调查报告对日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后者索性在1933年退出国联，放手发动对华全面战争，最终南进，直接威胁到美英法等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
从1895年到1945年的50年间，日本从西方眼中的“优等生”和“荣誉白人”，变成“竞争者”和“挑战者”，最终成为一个连日本自身都无法控制的战争怪物，而它所遵循的恰恰是19-20世纪殖民-帝国主义时代通行的“丛林法则”和挥之不去的种族主义。
1945年后日本再次“臣服”西方（日本迄今为止仍拒绝承认二战败于中国），成为一个百依百顺、对西方“无害”的国度。去年，“日本原子弹氢弹受害者组织联合会”（日本核弹协-Nihon Hidankyo）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日本精英们弹冠相庆。几十年喋喋不休地“卖惨”，如今日式“和平主义”终于修成正果。
如果《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夏伊勒（1904-1993）活到今天，也许很难理解同为二战轴心国，为何（日耳曼/雅利安）白人为追求“效益”对另一类白人（犹太人）采取的“极终解决方式”（final solution，如毒气室、焚尸炉等）不能容忍、忘却，“虽久必诛”；而亚洲的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其他亚洲国家无休止的征战和杀戮，包括日军屠城南京时以竞技和娱乐为目的的“百人斩”（当时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東京日日新聞》的体育版每日跟踪报道），却在西方主导的语境中被淡化、回避和忘却。
《東京日日新聞》的体育版
美日官官相护
日本二战的“非罪化”，美日官方都是推手。
今年3月，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在硫磺岛参加一场美日二战阵亡士兵悼念仪式时表示，要“铭记美日双方士兵的勇敢精神”，称这种精神“将永远留存在美日盟友关系中”。8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广岛核爆80周年纪念日时说，“美国与日本结束了太平洋地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一前一后，美国官方的两次表述，均模糊了侵略与反抗、加害者与被害者、战胜者与战败方的界限。
其实早在10年前，即二战结束70周年时，美国参众两院就邀请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演讲，后者则借机大力赞誉他的外祖父岸信介（原东条英机内阁的军备大臣，甲级战犯，出狱后任日本第57届首相，1957-1960），还鼎力推销1945年硫磺岛之战的日军总指挥、帝国陆军大将栗林忠道。
硫磺岛战役是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最惨烈的一役，日军在岛上构筑了复杂的防御工事，使登岛美军伤亡巨大（6821人阵亡，19200人负伤），这是美军在对日岛屿争夺战中，唯一一次伤亡人数超过守岛日军的战役。美军原本计划5天攻下硫磺岛，结果花了36天才完成。
这场战役中，栗林忠道本人战死，但却在1967年被追授一等旭日大勋章。安倍在精心准备的演讲中还说，“我们直到今天还记得他（栗林忠道）的勇气。”他同时提醒数百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栗林忠道的外孙、时任日本议员新藤义孝，就在听众席就坐。
安倍力挺栗林忠道，迎合了美国人对日本武士传统的迷恋和崇敬之心，却刻意不提1941年12月栗林忠道指挥日本陆军第23师团，在进攻香港时对平民和战俘的暴行，包括用刺刀挑杀香港圣斯蒂芬学院里近百名英国伤病员，而英籍和中国女性医护人员多被奸杀。
仅据不完全的统计，日军在香港强奸了上万名女性。如果栗林忠道不是战死，就以日军在香港的暴行犀牛配资，也逃脱不了东京审判的劫数。
栗林忠道
其实美方对日本的“非罪化”，始于80年前美军占领日本的当天。麦克阿瑟以各种理由免除裕仁天皇的全部战争罪行和责任，同时对裕仁在战时的所作所为进行彻头彻尾的重新包装。
在美国媒体和影视作品中，日本天皇不过是一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男人，只对海洋学以及迪斯尼乐园的米老鼠感兴趣；他对轰炸珍珠港一事一无所知，无力阻止南京大屠杀；反而是他的投降决定带来了和平。
1947年冷战开始，麦克阿瑟大幅调整了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放弃战后的“三D”政策（Democratization, Demilitarization, Decentralization，即民主化、去军事化以及对日本经济体系去中央化），释放大批日本战时官员和军人，同时再度武装日本。借此，日本于80年代开始修改教科书，政客公开参拜靖国神社，不断扩展《防卫计划大纲》的覆盖范围，在否认侵略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白”遮百“丑”？
如果说美日官方粉饰日本二战罪行还要赶上凑五逢十，以自由派或“白左”掌控的美国学界的“修正派”则是持久不竭（关于美国学界早期的修正学派力作，见《于滨：80年前，他驾驶B-29轰炸机向广岛投下原子弹》）。而最新的修正派力作，是哈佛大学出版社2020年底推出的《帝国囚徒：二战日本战俘营内幕》（Prisoners of the Empire: Inside Japanese POW Camps）（下图）。
这本书中，作者在经过“广泛深入”的实地调研后发现，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印尼、缅甸、菲律宾等700余座日本关押盟军战俘营地中，造成14万盟军战俘高达40%死亡率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对关押如此多的战俘缺乏准备，计划不周，设备和经验不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日军虐俘是源自上级的指令和日本文化使然”（no evidence of any top-down directive or an inherent quality of Japanese culture）。
该书出版后，美日学界佳评如潮，认为该书具有“开创性”，扭转了人们对日军“特有的残暴印象”，提供了很多迄今为止不为人所知的“细节和详情”，揭露了日军与战俘之间都具有种族主义，为“重新审视”日本二战期间的行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不久前，笔者去日本京都大学开会，正好赶上该书作者、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萨拉·科夫纳（Sarah Kovner）在校园的讲座。原以为作者有新作和后续，然而讲座基本上是重复该书的要点。尽管如此，听众的反应相当积极，提问者踊跃。
直到笔者提问：如此“广泛深入”的研究，为何没有包括日军关押中国战俘的实例？而中国恰恰是日本侵占时间最久且侵占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科夫纳一时怔住，支吾地说，关押中国战俘的营地不在她研究的选项之内。笔者马上替她解围说，这不是她的错，因为日军在华期间，对被俘的中国军人基本都是就地处决，当然也就不存在像样的关押被俘中国军人的战俘营。
笔者随后又问科夫纳，如何解释二战期间日军虐杀被俘美军飞行员并食用其内脏的事？1944年，驻守在硫磺岛附近的父岛的日军，将8名被俘的美国海军飞行员残杀后食用他们肝脏。而在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中，唯一的逃生者是一位20岁的年轻飞行员，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老布什。2003年出版的《血色长空：美军飞行员之殇》（Flyboys: A True Story of Courage）一书（下图）对此有详细记载。
《血色长空：美军飞行员之殇》，作者詹姆斯·布拉德利，曾登上2003年美国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
科夫纳沉默良久后答道，她所研究的对象是日军设立的正式战俘营，而父岛不在此例。然而，这位日本二战史研究新星颤抖的手指显然已经表明，也许她自己都不相信这种牵强附会的说辞，更没有料到在日本高等学府会被当众打脸。
左上图：老布什驾机起飞前的照片。右上图：老布什跳伞落水后被美国海军潜艇长须鲸号USS Finback救起。
2003年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播放了一期“特别节目”，讲述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944年9月2日在日踞小笠元群岛上空作战中死里逃生的故事。老布什当年20岁，是美国海军航空兵“复仇者”鱼雷机驾驶员。当天的任务是炸毁日军在父岛（Chichi Jima）上的通讯和监听设施，为攻克该岛以南240公里的硫磺岛（Iwo Jima）作最后准备。
其实，日军在二战期间残害中国军民，食用包括美军战俘在内的受害人肌体的实例，早有大量的人证、物证和著述。麻省理工学院的日本史学家约翰·道尔1999年出版的《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一书，记述了战后在日本横滨举行的战犯审判中，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女护士，其罪名是在战时参与了日本九州大学（Kyushu University）用美军战俘飞行员做活体解剖实验，并食用受害者肝脏（见下图）。
一名日本女护士被指控在九州大学参与了活体解剖一名美军飞行员并食用其肝脏。 图自：《拥抱战败》，约翰·道尔，1999年出版。
如今打着学术、客观旗号的美国学人对历史选择性遗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垄断国际话语权的英语世界里成为“正统”。2024年10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日本长崎核爆幸存者组织代表田中照美（Tanaka Terumi）在授奖演讲中，只字不提导致广岛、长崎核爆的根源，即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对周边国家无休止的征战。2025年8月15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向在广岛和平纪念馆举行的纪念仪式致辞中，也不提是谁向广岛投放了原子弹。
日本投降80年后，西方和日本的语境中，善恶、美丑、人性与兽欲、受害者与加害方之间的界限日趋混浊，是非颠倒。记得疫情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日本历史学家卡罗尔·格卢克（Carol Gluck）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如今美日关系如此之好，以至绝大部分日本高中生都认为美日在二战期间是同盟！如果按照这个并非完全荒谬的逻辑，任何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国家，是否必须向1945年8月的美国那样在日本“种蘑菇”？！
日本“和平主义”的迷阵（fog of peace）
致力于以自由主义“关爱”、改造和“提升”世界的西方白左们也许不曾料到，他们漂白、屏蔽、淡化日本罪恶侵略行径、将战后日本包装成“和平主义”化身的得意之作，事实上正在帮助日本摆脱当年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
更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恰恰是在这个“和平宪法”的遮蔽下，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决定对外使用武力的“正常国家”。在日本日渐增长的常规力量背后，是一个逐渐迈向核门槛的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日本却大量储存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分离钚，目前的持有量足以制造上千枚核弹头。而10年前日本就有漏报640公斤钚的前科，令人对日本的核态度产生疑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赞同修改“无核三原则”。
然而对日本心灵“净化”最彻底的，还是日本左翼的“和平主义”。1995年初，二战结束50周年前夕，日本著名和平运动宗教领袖行宗世森和尚发起一项“废墟与光明——从奥斯维辛到广岛、为和平与生命之跨宗教圣旅”的火炬接力，把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纳粹“最终解决”犹太人的大屠杀，与受到美国原子弹轰炸的广岛相提并论。
行宗的接力历时8个月，行程16,000公里，穿越18个国家（波兰、捷克、塞尔维亚、匈牙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印度、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菲律宾、日本），唯独没有遭受日军暴虐行径最为深重的中国，也绕过了被日本殖民50年的朝鲜半岛和中国台湾。
在整整8个月的时间里，这位日本和尚日复一日地提醒世人，是谁在半个世纪前把奥斯维辛和广岛变成了人间地狱，是谁把无辜的受害者化为灰烬。行宗的逻辑无非是：犹太人和日本人是二战的受害者，而纳粹和美国则是加害者。
“We started our journey at one of the most tragic places of the war, where there was a massive killing industry; we ended it at the place where the first atomic bomb was dropped on human beings…” —Reverend Gyoshu Sasamori “我们的旅途始于二战最为惨绝人寰的地方，这里是人类的屠场。我们止步之地是原子弹第一次杀戮人类的地方……” ——行宗世森法师行宗世森
图中长串的箭头系火炬接力的线路。
然而行宗有意无意“省略”的，恰恰是日本遭受核报复的真正原因，即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对亚洲国家无休止的征战，最终与西方碰撞，引发了持续四年的太平洋战争。而每次战争的升级和扩大，都由日本挑起，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到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军铁蹄所到之处，杀戮无度，其受害者是广岛长崎伤亡人数的数百倍（广岛和长崎的因核爆而直接死亡人数各为8万左右）。而这一切，在行宗和尚精心安排的火炬接力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痕迹。
此前笔者一直认为，像行宗和尚这样知名的和平主义大师，至少应该不同于肆意阉割历史、漂白罪行的日本右翼势力；如今日本“和平人士”也如此“奸虐”历史，颠倒逻辑，是笔者始料不及的。比之靖国神社游就馆中赤裸裸的宣传，这类打着和平幌子的日本人士所持有的混乱历史观更具欺骗性，更为荒唐，也更为危险。
结束语：菊与刀的诱惑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她1946年的《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一书中写道：
“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是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其两面性，然而像日本文化中二者差距如此之大、国民对两个终极的追求又如此执着，在世界文明中极为罕见。19世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民性中的极端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成就了日本的现代化，也在西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中，把日本推上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这个表面上最西化的亚洲国家，其民族之魂仍是中世纪的武士精神；它有令人赞叹的制造业、高科技和高雅的茶道花道，也产出了诸如切腹自杀、慰安妇、百人斩、神风特攻队、731细菌战部队等残害生灵的反人类暴虐行径。
而这曾使西方震撼和赞叹的、比西方列强更为强悍的“荣誉白人”，如今又摇身一变，成为可怜的、温顺的、和平的象征和载体。然而，这个永远在战与和、美与丑、“正常”与“不正常”、在向死而生和为生而死之间进行零和式抉择的日本所欠缺的，恰恰是它极力模仿而又不得入门的东方大国的中庸之道，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我约束的道德根基。
这样一个极具模仿性、随意性、投机性和极端性的民族，可敬、可叹，也很可怕。
对于日本的未来，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最后有如下预测：
“眼下日本人把军国主义视为已熄灭的光。他们将拭目以待，看它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中是否也已熄灭。倘若没有，日本恐怕会重新燃起其好战的热情，并表明日本将能够大显身手。……”近代日本穷兵黩武77年（1868-1945），在被迫“拥抱战败”80年后，国际局势又面临巨变，战与和扑朔迷离，贸易战此起彼伏，极端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西式“自由国际秩序”岌岌可危。岛国日本将何去何从，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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